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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晓龙 可看性与正能量缺一不可(图)

来源:天津资讯网 文娱

  

郑晓龙制作的经典剧《渴望》

  郑晓龙

  1952生于北京,导演、编剧、出品人。执导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《刮痧》《金婚》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《急诊科医生》等电视剧。曾获飞天奖、金鹰奖、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。

  印象

  电视剧行业的拓荒者

  作品永远在风口浪尖

  著名导演郑晓龙最近热点频频。第26届上海电视节日前开幕,继2004年、2009年后,他第三次出任白玉兰奖电视剧评委会主席。此前他曾四度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提名,其中在2008年、2012年分别凭《金婚》《甄嬛传》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。

  首播于三年前、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《急诊科医生》,在2020年从冬天一直被谈论到夏天,半年内累计超3.5亿播放量,被疫情扰乱生活的人们不约而同重温,从中找寻慰藉心灵的片段。同样出自他手,2011年的收视冠军《甄嬛传》,在“B站”又掀起了新一轮解读热潮,年轻人为这部剧剪辑制作了1.9万余条视频,总点击量过4.5亿次。由此可见,郑晓龙的许多作品有两个“不限定”──喜爱的观众年龄不限定,看了又看的时间点不限定。

  有人说,郑晓龙是中国电视剧行业的第一批拓荒者,也是电视剧发展的见证者,张国立曾对他感慨:“你总能踩在点儿上。”言下之意,从国内第一部长篇室内剧《渴望》、第一部情景喜剧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、第一部境外拍摄剧集《北京人在纽约》,一直到引起轰动效应的《甄嬛传》,郑晓龙的作品几乎在每一个时代,都能占据收视热点。看似巧合,其实也恰恰说明了郑晓龙对艺术的敏感度和掌控能力。

  同样是在2020年,由郑晓龙任总导演、李晓明任总编辑,反映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事迹的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《功勋》已进入创作阶段,计划于2021年7月播出,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。

  《功勋》通过“国家叙事、时代表达”的艺术手法,从不同角度、以不同形式的叙事,讲述获得“共和国勋章”的八位功勋人物──于敏、申纪兰、孙家栋、李延年、张富清、袁隆平、黄旭华、屠呦呦的故事,呈现他们忠诚、执著、朴实的品格和矢志不渝、顽强拼搏、无私奉献的模范精神。郑晓龙还担任了《屠呦呦》单元的导演,其他单元的导演分别为沈严、林楠、杨文军、毛卫宁、康洪雷、阎建钢、杨阳。郑晓龙表示:“对于《功勋》,主创成员已有共识,不刻意拔高,忠实地塑造人物,把他们何以成为功勋人物、何以被国家授予至高荣誉的故事讲好,把这个重大题材拍好,一定要让老百姓看得进去、看得喜欢。”这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方法。

  把电视剧拍得更好

  价值观端正,老百姓爱看

  记者: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被称为“风向标”,作为本届评委会主席,您怎么看待这个奖的价值,今年有哪些新意?

  郑晓龙:这是一种双向确认,人们从“白玉兰”的选项里确认中国电视剧更好的模样,而最终获得“白玉兰”品质认证的好剧,又贴合了观众的想象和喜好。我觉得“白玉兰”的关键词就是,老百姓爱看,价值观端正,人物的刻画真实而准确。

  记者:您的电视剧曾参加过无数次评奖,您怎么看待评奖这件事?

  郑晓龙:奖项从来不是创作的唯一追求,广大观众的认可、经得起时间的沉淀,这对创作者来说可能更重要。不是获奖就是好作品,也不是什么高收视就绝对是好作品。大浪淘沙,历史留下来的才是好作品。历史会淘汰一些烂东西,十年后论成败,经得起反复重播的才是精品。

  记者:当下重大现实、重大革命、重大历史题材已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流,您也担任了《功勋》一剧的总导演,您觉得这类题材怎么才能拍得更好看,更吸引人?

  郑晓龙:《功勋》是一部讴歌共和国功勋人物的献礼作品,英雄、功勋、楷模,绝非“不食人间烟火”,他们就在人群之中,年复一年地奋斗着,只是当我们回过头去凝视来时路,才发现他们完成了了不起的事,历史选择了他们,他们没有辜负历史。今天人们对英雄的认知比以前更宽泛了,比如英雄不仅是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中的人物,也可以是默默耕耘的人,他们在时代和人民需要之时做出了凡者不凡的事。我依然相信,把英雄当成真正的“人”来拍,是奏效的。英雄也是普通人,他们和所有平凡人一样,有着生而为人的普遍情感,但他们身上也有着能成就功勋事业的特质,比如坚韧不拔的精神、敢于迎难而上的勇气,这是人类共同向往的崇高精神。

  记者:具体操作起来有哪些好方法?

  郑晓龙:找准选题、讲好故事、推出精品,力争拍出史诗般的作品。采访、调研、创作、拍摄,所有的各个环节,都要去粗取精、反复打磨,深入人物的家庭、工作场景,进行深入采访,还原真实、饱满的人物形象,做到可看性与正能量的统一。我们不追求把每个功勋人物写成长篇传记,而是截取他们人生最华彩的一部分,做到主题突出、结构精致、人物性格鲜明、情节紧凑,既追求分组故事风格各异,又要实现整体的统一融合,让广大观众看得懂、看得进、喜欢看。

  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经典

  无不具备现实主义基因

  记者:张国立曾经评价您总能踩在点儿上,几十年来您参与的电视剧大多能获得成功,是点儿踩得准吗?

  郑晓龙:其实无关踩点儿准不准,这是现实主义态度在创作上的成功。现实主义与现实题材不能画等号。穿着时髦的衣服,穿梭于都市,只能表明剧是现实题材,但有的现实题材难免悬浮,或把职场拍成了爱情剧,或把生活拍成了偶像剧。在我看来,现实主义代表了一种对生活、对世界的认知态度,而这个态度是客观、真实的。所以,现实题材未必具备现实主义态度,而现实主义创作可以不局限于现实题材。中国古典名著,但凡能称精品的,其作者几乎都秉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──有真实而客观的描述,能诚实地面对那个时代的现实、那个时代人的特性,也因此能为后世提供认知的价值。拿《红楼梦》来说,它被喻为“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”,虽说曹雪芹并不知道什么是“封建社会”,但他客观真实地描写了大观园里那些人的故事,作品就能成为镜鉴,后人就能看到他以现实主义态度勾勒出的人物形象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社会的百态,也因此它成为精品,成为文艺的丰碑。《甄嬛传》虽是古装剧,但我也是按现实主义的态度去拍的。甄嬛的一生是对封建帝王社会落后的等级制度、婚姻制度的批判,是饱含悲剧意味的一生,是在华服之下被人性枷锁困住的悲惨生活。

  记者:影视和文学一样,经历了现代派,后现代主义等潮流,如今看现实主义也没有过时。

  郑晓龙:现实主义的永恒魅力,在于时代之真与人性之实的顺利会师,越符合人性的真实,越会有人感同身受,因为文艺作品中那些光明的、晦暗的、游移的人性表现,跟生活何其一致,跟我们从过去到现在、再去往未来,也都是共通的。从荷马史诗到巴尔扎克、雨果、大仲马、托尔斯泰、狄更斯的作品,无不是大浪淘沙后被历史留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精品。纵然隔着时间、空间,都能够经得起考验,被一代代世界人民认可、传扬,因为这些经典中无不具备现实主义的基因。

  记者: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一是创作难度比较大,二是内容不太好把握,所以可能这些年电视剧中现实主义题材的精品不多。

  郑晓龙:中国大变革几十年,题材最丰富,只要你关注老百姓,就不会缺题材。我们这些影视作品的编剧、导演,是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,不可以只为挣钱养家糊口,我们是在创造精神产品,就应该有价值观方面的要求,就应该有正确的历史观。拍戏要按生活逻辑而不是戏剧逻辑,和老百姓结合紧密的作品不会过时,脱离才会过时,观众也会选择有正确价值观,或者说有营养的作品。

  医疗剧与现实密切相关

  让观众对医护人员肃然起敬

  记者:疫情突如其来,有网友翻出了《急诊科医生》重看,有很多感触。

  郑晓龙:医疗剧与现实密切相关,让观众看见医生护士真实的生活,更看见他们无悔的付出,其价值正在于此。我其实很喜欢医疗剧,2001年就拍了《永不放弃》,播出后得了飞天奖。医护人员是个神圣的、值得所有人肃然起敬的职业,医院则是见证人类生命中重要节点的场所。用医疗剧反映人在生老病死面前的态度,同时为医护人员写传,对于电视剧的创作者来说,不失为幸福的使命,因为电视剧首先是一门承载价值观的艺术样式,是能传递真善美、滋养人心的,其次才是面向市场的文化产品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提出,电视是大众媒体,是走进千家万户的,所以电视剧不为某一群人专属定制,而是为最广大老百姓服务,不问年龄性别、不论知识水平。从普通人的视角观察,从平凡人的情感需要切入,你的故事越能观照普遍的生活,就会被更多的观众接受。

  记者:拍摄时您怎么教演员演戏?

  郑晓龙:主要是看他适合不适合,教是一方面,更主要的是适合。我觉得演员演自己比较容易,所以你给他一个跟他本人相像的角色,他能够得着的角色,特别重要。一个演员不是什么角色都能演的。所以要选演员,后期教那是工作的一部分,但如果前面没做好,后期就特别费劲。

  记者:您从中国电视剧的起步阶段一直做到现在,您觉得最近这些年这个行业有哪些变化,前景如何?

  郑晓龙:现在我们有快速反映当下、记录时代精神的时代报告剧,也有在沉淀一段时间后、努力以更深刻更艺术的手法来表现时代的作品。我们有长篇电视连续剧,也陆续展开了中短篇、单元剧的创作,甚至包括网剧在内,电视剧从业者以他们对历史、对现实、对生活的客观认知,在认认真真地为观众讲故事。随着时代变迁,中国电视剧的观演关系进入到良性阶段,观众的审美愈发接近生活的本真,中国电视剧的创作也步入了梯次更为丰富、表达形式更为多元的发展轨道。

  “爆款”制造者郑晓龙

  三十年前拍电视剧不挣钱

  但传播真善美,社会效益惊人

  我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,从小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长大,后来当过兵。1982年,我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做编辑,那是中国第一家专业影视制作公司,当时叫差额拨款单位,国家每年拨款400万元,但全体人员的工资需要700万元,所以要靠拍电视剧挣钱发工资。那时中国电视剧刚刚起步,飞天奖设立了一个丰收奖,凡是年产量12集以上的电视台,就可以得奖,因为那时中国的电视剧绝大多数都是一两集的单本剧。

  1984年,我担任主管生产的中心副主任,组织拍摄《四世同堂》,28集,是中国第一部长篇连续剧。此前老舍先生为人熟知的作品是《茶馆》《骆驼祥子》,电视剧播出后,这部小说成了老舍先生影响最大的作品。

  那时拍电视剧也没有赚钱的概念,电视台虽然有广告了,但依旧缺钱,各台之间互换节目有一个交换价,每分钟大约十几块钱,这笔费用有时会分给我们制作公司一部分,但远远不够成本,如果想继续生产,就得向上级打报告要钱,很困难。

  有了第一部连续剧,又想做第一部室内剧,因为大伙知道这个成本低。1988年,我跟陈昌本、郑万隆、王朔、李小明,在蓟门饭店吃着饺子,聊出了一位集多种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中国女性的故事,起了个名字,叫《渴望》。拍《渴望》花了102万元,一共卖了50多万元,连本儿都没回来。可是社会效益惊人,用万人空巷形容毫不为过。1990年底在《渴望》的座谈会上,专家评价说,这部剧找到了人民的审美理想,观众喜欢《渴望》,其实是在呼唤生活中的善良、真挚和温情。

  《渴望》之后,我手头有两个戏,《皇城根儿》和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。《皇城根儿》与《渴望》有些类似,我提出先拍《编辑部的故事》,因为一起玩儿的这群人大部分是作家,对编辑这个职业比较熟。我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,别人想到了,但没有平台,我想的能实现,因为我主管生产。我们大家在宾馆开会,设置角色,牛大姐、李冬宝、戈玲、刘书友、于得利、老陈,列出几十个话题,分头去写。又选定了葛优,他那时刚拍完《顽主》。这部电视剧的收视没有《渴望》高,但是重播率却高于后者。姜文看了之后说:“电视剧还能这么拍?”要跟我合作,于是有了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。

  1993年拍《北京人在纽约》,投资150万美元,到美国实景拍摄。这部戏央视以五分钟贴片广告买断了国内版权和海外版权,在此之前都是给稿费,给个几十万元算便宜你了。我们和央视共用版权,当时谈的是十年,按刊例价,正好是我们投资的150万美元。

  创作《金婚》时,每集要找出一个话题,开头、结尾、矛盾、冲突、起承转合,争取把婚姻问题一网打尽,而且主人公不能离婚,离婚再复婚就不算金婚了。编剧王宛平经常写不下去,就召集十几个人一起开会,每人贡献自己的生活体验。《金婚》在大连的单集收视率达到了28%,在北京播第42集时超过20%,一般超过10%就算热播剧了,最终成为2007年电视剧收视的冠军。

  当年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时,大家挂在嘴边的有一句话──电视剧人是“松土”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人性的复杂是生命的真相,一部电视剧未必能撼动人、改变社会,但我们可以传播人性中的故事,让观众对社会、对人性有更充分的认知。在了解之上,更好地建设社会、温暖人间,最终达到传播真善美的使命,起到“松土”的作用。现在这样的话依然适用。(本报记者 何玉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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